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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夏秋交接的时期，整个北方都很惨，到处在闹饥荒。
韦宝不经历这样的时代，真想不到居然所有人都惨成这样。
这也更加坚定了韦宝想让更多老百姓活下去的念头。
想让更多的老百姓活下去，只有一条路，动大地主阶级的奶酪。
朝廷赈灾是肯定不用指望了的。
虽然皇帝和魏忠贤现在手里都有了一些钱，但魏忠贤的钱是绝对不可能拿出来赈灾的。
皇帝倒是有可能，可韦宝刚刚给内帑供应的时间不长，几个月也就送给内帑二百来万两纹银吧，这些钱都拿出来赈灾也仅仅够一个省的范围，甚至像山东这种大省都不够。
更别提整个北直隶都遭了灾，要赈灾，肯定也得先紧着北直隶，毕竟是天子脚下。
而且皇帝也不可能一次把家底都拿出来，好不容易弄到点银子，还没有捂热乎呢，肯定是催促户部赈灾，户部哪儿有银子啊？能拿出几万两都不错，根本是杯水车薪。
明朝末期，朝廷财政亏空极为严重，造成这种局面的其实是多种因素综合导致的结果。
韦宝认为，明朝末期税制改革失败是主要原因，此外天灾人祸不断，土地兼并严重，特权阶级“合理避税”同样是导致这一局面的重要因素。
税制改革失败是主要原因，明朝由于实行重农抑商国策的原因，农业税的确成为了朝廷财政的支柱。
如到隆庆四年（1570年）左右，朝廷每年的财政收入约为3078万两，但其中的农业税却高达81%，工商杂税只占到了12%。
进入嘉靖末年，朝廷财政拮据的情况已经出现，此后朝廷虽然多次进行了税制改革，但又因各种原因先后三次被废。
张居正去世，税制改革一次失败。
万历初年，张居正主持改革，而税收方面的改革重点就是“一条鞭法”。
“一条鞭法”的效果是明显的，朝廷财政收入明显增加，国库积银达六七百万两之多，储备的粮食多达1300多万石，足够支用十年。
但这却触动了相当数量的官僚、缙绅和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因此很自然地遭遇到了保守派的强烈对抗。
在张居正去世之后，张派开始遭受清算和打压，此次改革宣布失败。
万历皇帝去世，税制改革二次失败。
张居正的税收制度被废后，万历皇帝明显感觉到了国库的紧张，因此又开始通过向各地征收矿税的方式，增加国库收入，这部分收入主要用在了支持边镇用度方面。
不过虽然内库属于皇帝的私房钱，但其收支仍然受户部干预和管理，因此万历的这种做法被称为了所谓的“贪财”，而事实上万历三大征所用的钱，大部分都是由内库支撑的。
在红丸案、移宫案之后，东林党开始在万历死后再次把持朝政，掌权后的他们立即废除了万历制定的税制，使得国库再次开始紧张。
魏忠贤去世，税制改革三次失败。
天启年间，由于辽东战事吃紧，空虚的国库根本无法应对巨大的支出，于是魏忠贤掌权后，开始再次着力推进税制改革，他的做法是加大工商税的征收，并派遣镇守太监对税收情况进行监督。
使得国库开始再度充足起来，但这却加剧了阉党和东林党的冲突。
至于辽东的战事，则是怎么省钱怎么来，再加上各层将领的盘剥，导致辽东缺饷越来越严重，最终激起兵变。
三次税收改革虽然侧重点不同，但其实都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朝廷用度紧张的问题，但最终都在代表士绅利益的文官，尤其是东林党人的抵制下已失败告终。
土地兼并严重，特权阶级会千方百计的避税。
既然朝廷以农业税为主，那么前中期的农业税都能够支撑朝廷用度，为何到了明末时期农业税却无法满足朝廷的支出了。
韦宝认为主要就出在了土地兼并严重和特权阶级合理避税两点上。
明末由于朝政的整体腐败，民间土地兼并情况已经到了泛滥的地步。
皇室宗亲、各级官员与民争利，他们通过利用手中的权力或掌握的财富，大量侵占官地和民间私田，甚至连太监、勋戚也通过“乞请”和接受“投献”等方式霸占大片土地，导致全国大部分土地都落入了这些利益阶层手中。
然而就是这些掌握着全国大部分土地的利益阶层，他们却又拥有另一项特权，那就是根据明朝的律法规定，举人（及以上功名）、僧侣、皇室宗亲等阶层是可以不纳税的。
这也是为何普通百姓和无功名的地主会用“投献”的方式，将自己土地挂在特权阶层名下的原因。
特权阶层通过各种方式将全国大部分土地掌握在了自己手中，而他们又可以利用制度漏洞来不用纳税，朝廷的收入怎么可能不减少。
从17世纪开始，即万历后期开始，明朝开始进入小冰河时期，气候发生严重变化，北方风沙日益严重、旱灾逐年增多，农业收成锐减。
与此同时，中原地区气温的骤降和降雨量的减少也达到了秦汉以来的历史最低点，整个明朝末期灾害不断，旱灾、寒流、蝗灾、水灾、鼠疫、瘟疫等灾害此起彼伏，这些都严重影响了以土地为生的底层农民的生存。
各种自然灾害的持续爆发，导致土地数量和产量都急剧下降，这不仅导致以农业为主的北方百姓生活极为困苦，自然也严重影响到了朝廷的收入。
如果这种现象在盛世，朝廷或许还有能力应对，但却恰恰出现在了明朝末期，这简直就是灾难性的。
明朝的灭亡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国库空虚，朝廷每年的财政收入不仅无法弥补亏空，甚至就连军饷也发不出来，这在靠武力夺取政权的封建社会是致命的。
《明史》中记载，明朝每年的财政收入约为300万两白银，但这并不能算是明朝每年的总收入，因为明朝很多时候不按现银收取赋税，而是直接纳粮。
如果把其他一些纳粮的赋税折算成白银的话，明朝每年的总收入约为1000万两，最高的一次是在1602年，也只有区区2295.3万两。
和清朝时期每年的国家收入比起来，这个数字确实太少了。
在甲午战争之前的十年时间里，清朝政府每年的收入都在8000万两白银左右，1891年更是搞到8968万两，清朝一年的收入抵得上明朝全盛时期四年的总收入。
但是清朝收入高于明朝从某些方面来看也许并不算是什么好事。
收入多来自税收，明朝时期的赋税就已经很重了，清朝的税收则更重。
虽然在康熙帝时曾规定在康熙五十年后出生的人口不再增加赋税，但是清朝的税收，实际上还是一直在不断加重的。
税收来源多。封建历史上，每个朝代的赋税重头都是田地的税收，但与历代不同的是，清朝在对关税、盐税、鸦片税的征税都很重。
此外，清朝在人口数上是明朝高峰期的两倍左右，人人都要吃盐，盐税就等于变相的人丁税。
清朝时期存在严重的通货膨胀。财政收入虽然很高，但是米价、布价等人们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却也是一直在上升。
人们的生活其实并没有因为国家财政的“虚胖”而有好的改善。
到了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每年还要承担巨额的战争赔款，国库也是入不敷出。
还有一种说法是因为在清朝时期，大批的美洲白银流入，白银不再像清朝以前那么稀缺和值钱，所以数字虚涨并不代表价值增加。
一个国家是否发达要看国家每一个阶层的人民是否能够感到幸福，清朝后期虽然看起来财政收入很高，但是物价高，赋税高，钱不值钱，人们感受不到幸福，国家自然也就谈不上强大。
纵观中国历史，无论国家怎么有钱，但是只要农民穷的吃不起饭，怨声载道，这个朝代就离灭亡不远了。
为了解决明朝政府的财政问题，张居正实行了名为一条鞭法的税制改革，并在几年后立即收到成效，使国库的存银从亏空猛增到上千万两。
正因为张居正的改革，万历才有能力打赢“万历三大征”，解决明朝的内忧外患。
明朝在种种弊病之下还能延续近五十年，张居正的“一条鞭法”可谓是功不可没。
但是这样一项貌似利国利民的改革，却在张居正死后没多久便被荒废了。
韦宝是很佩服张居正的，张居正已经位居首辅之位，为何放着荣华不要而去推行这样一项得罪人的改革。
实际上，并不是张居正没事找茬，而是那时的大明朝实在是病入膏肓了，再不进行改革真的就要完蛋了。
韦宝求见张维贤的经过很不顺利，投了帖子之后，张维贤推诿说身体不适，不见客。
本来张维贤就很少见官员，属于清高一类的。
而且他位高权重，爵位已经封顶，也没有必要投靠谁，连魏忠贤都拿张维贤没有办法。
韦宝一筹莫展的时候，杨雪道：“总裁不如先回总裁府休息，我与英国公的女儿张美圆相识，看看能不能见着张美圆，张家不与魏系来往，但与东林人关系不错，皇帝就是英国公与我爹他们一起扶上大位的。”
韦宝闻言一喜，他其实之前也有这个考虑，但就是不知道杨雪有没有什么分量，所以他没有主动提起。
本来韦宝是打算通过杨雪，找一找朱延禧，然后让朱延禧卖个面子，陪他去找张维贤的。
但是韦宝并不打算与东林党产生什么瓜葛，所以比较纠结，最大的希望还是希望张维贤能直接接见自己，不必搞那么多波折。
现在听杨雪这么说，正中韦总裁的下怀。
“好，就依着你，那就先回府。”韦宝喜滋滋道。
杨雪有点压力大，笑道：“我只是说想办法，总裁也不要抱太大希望啊，我见着张美圆不难，但张美圆能否影响英国公就不好说了。”
“我明白的，想见英国公，只怕比见着皇帝的难度还大。”韦宝点头道。
杨雪淡淡一笑：“正是这样。”
这位张维贤是张家的一个实力派，在位的年头很多。
在位期间，一直领导中军都督府，把持京营，巩固京都。在明末乱七八糟吱吱嘎嘎的政坛局势中，一直具有定海神针的作用。
张维贤与明末三大案都有关系，他背景显赫同时执掌禁卫军。
连魏忠贤也不能把他怎么样尤其是他在移宫案上作用非常大，尽管魏忠贤等人拼命阻挡，英国公从容应对，甚至亲自抬轿子将皇帝带走继承皇位。
在魏忠贤当政时，知道张维贤很讨厌他，这位九千岁也很害怕。
木匠天启帝完蛋后，张维贤与朱由校的张皇后一起扶植崇祯皇帝走上舞台。
一个能对大明帝位产生决定性作用的大人物，怎么可能卖他韦宝的面子。
韦宝也知道事情急不得，只能先回府邸。
吴雪霞、王秋雅、贞明公主等人虽然才几日不见韦宝，却早已经想念的厉害，见他忽然回来，都喜出望外。
韦宝这趟回京是秘密的，谁也没有告诉，虽然不是故意对吴雪霞她们保密，但因为是临时决定，也就没有必要派出快马通知了。
“好了好了，我这不是回来了吗、”韦宝笑道：“我是去天津卫办公的，又不是去玩，我想着过一阵要返回辽西，你们总裁秘书处的摊子不小，移来移去的不方便，才没有带上你们。”
“可以把总裁秘书处交给秋雅，我应该陪在总裁身边的。”吴雪霞翘着小嘴撒娇道，“这回必须带上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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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夏秋交接的时期，整个北方都很惨，到处在闹饥荒。
韦宝不经历这样的时代，真想不到居然所有人都惨成这样。
这也更加坚定了韦宝想让更多老百姓活下去的念头。
想让更多的老百姓活下去，只有一条路，动大地主阶级的奶酪。
朝廷赈灾是肯定不用指望了的。
虽然皇帝和魏忠贤现在手里都有了一些钱，但魏忠贤的钱是绝对不可能拿出来赈灾的。
皇帝倒是有可能，可韦宝刚刚给内帑供应的时间不长，几个月也就送给内帑二百来万两纹银吧，这些钱都拿出来赈灾也仅仅够一个省的范围，甚至像山东这种大省都不够。
更别提整个北直隶都遭了灾，要赈灾，肯定也得先紧着北直隶，毕竟是天子脚下。
而且皇帝也不可能一次把家底都拿出来，好不容易弄到点银子，还没有捂热乎呢，肯定是催促户部赈灾，户部哪儿有银子啊？能拿出几万两都不错，根本是杯水车薪。
明朝末期，朝廷财政亏空极为严重，造成这种局面的其实是多种因素综合导致的结果。
韦宝认为，明朝末期税制改革失败是主要原因，此外天灾人祸不断，土地兼并严重，特权阶级“合理避税”同样是导致这一局面的重要因素。
税制改革失败是主要原因，明朝由于实行重农抑商国策的原因，农业税的确成为了朝廷财政的支柱。
如到隆庆四年（1570年）左右，朝廷每年的财政收入约为3078万两，但其中的农业税却高达81%，工商杂税只占到了12%。
进入嘉靖末年，朝廷财政拮据的情况已经出现，此后朝廷虽然多次进行了税制改革，但又因各种原因先后三次被废。
张居正去世，税制改革一次失败。
万历初年，张居正主持改革，而税收方面的改革重点就是“一条鞭法”。
“一条鞭法”的效果是明显的，朝廷财政收入明显增加，国库积银达六七百万两之多，储备的粮食多达1300多万石，足够支用十年。
但这却触动了相当数量的官僚、缙绅和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因此很自然地遭遇到了保守派的强烈对抗。
在张居正去世之后，张派开始遭受清算和打压，此次改革宣布失败。
万历皇帝去世，税制改革二次失败。
张居正的税收制度被废后，万历皇帝明显感觉到了国库的紧张，因此又开始通过向各地征收矿税的方式，增加国库收入，这部分收入主要用在了支持边镇用度方面。
不过虽然内库属于皇帝的私房钱，但其收支仍然受户部干预和管理，因此万历的这种做法被称为了所谓的“贪财”，而事实上万历三大征所用的钱，大部分都是由内库支撑的。
在红丸案、移宫案之后，东林党开始在万历死后再次把持朝政，掌权后的他们立即废除了万历制定的税制，使得国库再次开始紧张。
魏忠贤去世，税制改革三次失败。
天启年间，由于辽东战事吃紧，空虚的国库根本无法应对巨大的支出，于是魏忠贤掌权后，开始再次着力推进税制改革，他的做法是加大工商税的征收，并派遣镇守太监对税收情况进行监督。
使得国库开始再度充足起来，但这却加剧了阉党和东林党的冲突。
至于辽东的战事，则是怎么省钱怎么来，再加上各层将领的盘剥，导致辽东缺饷越来越严重，最终激起兵变。
三次税收改革虽然侧重点不同，但其实都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朝廷用度紧张的问题，但最终都在代表士绅利益的文官，尤其是东林党人的抵制下已失败告终。
土地兼并严重，特权阶级会千方百计的避税。
既然朝廷以农业税为主，那么前中期的农业税都能够支撑朝廷用度，为何到了明末时期农业税却无法满足朝廷的支出了。
韦宝认为主要就出在了土地兼并严重和特权阶级合理避税两点上。
明末由于朝政的整体腐败，民间土地兼并情况已经到了泛滥的地步。
皇室宗亲、各级官员与民争利，他们通过利用手中的权力或掌握的财富，大量侵占官地和民间私田，甚至连太监、勋戚也通过“乞请”和接受“投献”等方式霸占大片土地，导致全国大部分土地都落入了这些利益阶层手中。
然而就是这些掌握着全国大部分土地的利益阶层，他们却又拥有另一项特权，那就是根据明朝的律法规定，举人（及以上功名）、僧侣、皇室宗亲等阶层是可以不纳税的。
这也是为何普通百姓和无功名的地主会用“投献”的方式，将自己土地挂在特权阶层名下的原因。
特权阶层通过各种方式将全国大部分土地掌握在了自己手中，而他们又可以利用制度漏洞来不用纳税，朝廷的收入怎么可能不减少。
从17世纪开始，即万历后期开始，明朝开始进入小冰河时期，气候发生严重变化，北方风沙日益严重、旱灾逐年增多，农业收成锐减。
与此同时，中原地区气温的骤降和降雨量的减少也达到了秦汉以来的历史最低点，整个明朝末期灾害不断，旱灾、寒流、蝗灾、水灾、鼠疫、瘟疫等灾害此起彼伏，这些都严重影响了以土地为生的底层农民的生存。
各种自然灾害的持续爆发，导致土地数量和产量都急剧下降，这不仅导致以农业为主的北方百姓生活极为困苦，自然也严重影响到了朝廷的收入。
如果这种现象在盛世，朝廷或许还有能力应对，但却恰恰出现在了明朝末期，这简直就是灾难性的。
明朝的灭亡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国库空虚，朝廷每年的财政收入不仅无法弥补亏空，甚至就连军饷也发不出来，这在靠武力夺取政权的封建社会是致命的。
《明史》中记载，明朝每年的财政收入约为300万两白银，但这并不能算是明朝每年的总收入，因为明朝很多时候不按现银收取赋税，而是直接纳粮。
如果把其他一些纳粮的赋税折算成白银的话，明朝每年的总收入约为1000万两，最高的一次是在1602年，也只有区区2295.3万两。
和清朝时期每年的国家收入比起来，这个数字确实太少了。
在甲午战争之前的十年时间里，清朝政府每年的收入都在8000万两白银左右，1891年更是搞到8968万两，清朝一年的收入抵得上明朝全盛时期四年的总收入。
但是清朝收入高于明朝从某些方面来看也许并不算是什么好事。
收入多来自税收，明朝时期的赋税就已经很重了，清朝的税收则更重。
虽然在康熙帝时曾规定在康熙五十年后出生的人口不再增加赋税，但是清朝的税收，实际上还是一直在不断加重的。
税收来源多。封建历史上，每个朝代的赋税重头都是田地的税收，但与历代不同的是，清朝在对关税、盐税、鸦片税的征税都很重。
此外，清朝在人口数上是明朝高峰期的两倍左右，人人都要吃盐，盐税就等于变相的人丁税。
清朝时期存在严重的通货膨胀。财政收入虽然很高，但是米价、布价等人们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却也是一直在上升。
人们的生活其实并没有因为国家财政的“虚胖”而有好的改善。
到了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每年还要承担巨额的战争赔款，国库也是入不敷出。
还有一种说法是因为在清朝时期，大批的美洲白银流入，白银不再像清朝以前那么稀缺和值钱，所以数字虚涨并不代表价值增加。
一个国家是否发达要看国家每一个阶层的人民是否能够感到幸福，清朝后期虽然看起来财政收入很高，但是物价高，赋税高，钱不值钱，人们感受不到幸福，国家自然也就谈不上强大。
纵观中国历史，无论国家怎么有钱，但是只要农民穷的吃不起饭，怨声载道，这个朝代就离灭亡不远了。
为了解决明朝政府的财政问题，张居正实行了名为一条鞭法的税制改革，并在几年后立即收到成效，使国库的存银从亏空猛增到上千万两。
正因为张居正的改革，万历才有能力打赢“万历三大征”，解决明朝的内忧外患。
明朝在种种弊病之下还能延续近五十年，张居正的“一条鞭法”可谓是功不可没。
但是这样一项貌似利国利民的改革，却在张居正死后没多久便被荒废了。
韦宝是很佩服张居正的，张居正已经位居首辅之位，为何放着荣华不要而去推行这样一项得罪人的改革。
实际上，并不是张居正没事找茬，而是那时的大明朝实在是病入膏肓了，再不进行改革真的就要完蛋了。
韦宝求见张维贤的经过很不顺利，投了帖子之后，张维贤推诿说身体不适，不见客。
本来张维贤就很少见官员，属于清高一类的。
而且他位高权重，爵位已经封顶，也没有必要投靠谁，连魏忠贤都拿张维贤没有办法。
韦宝一筹莫展的时候，杨雪道：“总裁不如先回总裁府休息，我与英国公的女儿张美圆相识，看看能不能见着张美圆，张家不与魏系来往，但与东林人关系不错，皇帝就是英国公与我爹他们一起扶上大位的。”
韦宝闻言一喜，他其实之前也有这个考虑，但就是不知道杨雪有没有什么分量，所以他没有主动提起。
本来韦宝是打算通过杨雪，找一找朱延禧，然后让朱延禧卖个面子，陪他去找张维贤的。
但是韦宝并不打算与东林党产生什么瓜葛，所以比较纠结，最大的希望还是希望张维贤能直接接见自己，不必搞那么多波折。
现在听杨雪这么说，正中韦总裁的下怀。
“好，就依着你，那就先回府。”韦宝喜滋滋道。
杨雪有点压力大，笑道：“我只是说想办法，总裁也不要抱太大希望啊，我见着张美圆不难，但张美圆能否影响英国公就不好说了。”
“我明白的，想见英国公，只怕比见着皇帝的难度还大。”韦宝点头道。
杨雪淡淡一笑：“正是这样。”
这位张维贤是张家的一个实力派，在位的年头很多。
在位期间，一直领导中军都督府，把持京营，巩固京都。在明末乱七八糟吱吱嘎嘎的政坛局势中，一直具有定海神针的作用。
张维贤与明末三大案都有关系，他背景显赫同时执掌禁卫军。
连魏忠贤也不能把他怎么样尤其是他在移宫案上作用非常大，尽管魏忠贤等人拼命阻挡，英国公从容应对，甚至亲自抬轿子将皇帝带走继承皇位。
在魏忠贤当政时，知道张维贤很讨厌他，这位九千岁也很害怕。
木匠天启帝完蛋后，张维贤与朱由校的张皇后一起扶植崇祯皇帝走上舞台。
一个能对大明帝位产生决定性作用的大人物，怎么可能卖他韦宝的面子。
韦宝也知道事情急不得，只能先回府邸。
吴雪霞、王秋雅、贞明公主等人虽然才几日不见韦宝，却早已经想念的厉害，见他忽然回来，都喜出望外。
韦宝这趟回京是秘密的，谁也没有告诉，虽然不是故意对吴雪霞她们保密，但因为是临时决定，也就没有必要派出快马通知了。
“好了好了，我这不是回来了吗、”韦宝笑道：“我是去天津卫办公的，又不是去玩，我想着过一阵要返回辽西，你们总裁秘书处的摊子不小，移来移去的不方便，才没有带上你们。”
“可以把总裁秘书处交给秋雅，我应该陪在总裁身边的。”吴雪霞翘着小嘴撒娇道，“这回必须带上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