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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号楼，结核科大楼，战后与莫洛伊退役军人医院的其他科室隔开已有五年之久了。它离六号楼，截瘫科大楼，不过五十码——它们面向同一根旗杆，同处于当风的长岛平原之上——可自从1948年夏天以，它们之间再没了邻里间的往来，那年夏天，截瘫病人们递交请愿书，要求肺结核病人待在他们自己的草坪上。当时让结核病人们怨恨不已（“那些截瘫畜牲们以为他们拥有他妈的这地方”），可这早就无关紧要了；甚至连七号楼里的人没有戴消毒纸口罩便不得去医院小卖部也无所谓。
谁在乎？毕竟，七号楼与众不同。这些年来，它的三个黄色病房里的一百多病号，几乎全从这地方出逃过一两次，而且一旦他们的x光片变干净，或能经各种手术康复，他们全都希望能再次逃离，永远不要回来；同时，他们也没有把这里当成家或把这里的生活当成一种生活，准确地说，只是把这里当作水恒的监狱，隔段时间可以去“外面”一趟。他们像犯人一般，把医院以外的世界叫做“外面”还有：由于他们的病并非作战负伤所致，他们从来没把自己当成“退伍军人”（也许圣诞节时除外，那时每人能收到汕印的总统问候信，连同美国纽约日报注赠送的一张五美元钞票），因此也没觉得自己和伤残军人有什么真正联系。
七号楼是个独立的世界。每天它都在自己的美德与恶习之间进行着选择，是待在床上，还足午夜时掷骰子赌博、开小差、通过两个公共厕所的消防门偷带啤酒和威士忌进来。这里上演着他们自己的喜剧——比如，某晚斯奈德用一把水枪把值班护士追进了透视间，或者一品脱波旁酒从老福雷的浴袍里滑落，正砸碎在瑞斯尼克医生的脚下；这里偶尔也上演自己的悲剧——杰克弗克斯坐在床上说：“看在老天面上，打开窗户，”说完大声咳嗽，引发反常的大出血，十分钟内要了他的命，还有些时候，一年中有那么两三次，某人坐着轮椅给推去动手术，他笑着，冲那些朝他喊“保重”、“祝你好运，伙计！”的人挥手，却再也没回来。可是大多数时候，无聊吞噬了这个世界，这里的人们或坐或躺在舒洁面巾纸和痰盂之间，淹没于整日开着的收音机噪声里。新年除夕的那个下午c病房里就是这样，只不过收音机的声音给小不点科瓦克斯的笑声盖住了。
小不点科瓦克斯三十岁，身高六英尺半，大块头，像头熊。那天下午他正和朋友琼斯在一边说体已话。琼斯小个头，骨瘦如柴，坐在小不点身边很是滑稽。他们悄声细语，还大笑——琼斯的笑声是神经质的咯咯声，边笑边不断伸手到病服里去挠肚皮，小不点则声如洪钟地狂笑。过了一会，他俩站起来，脸上因笑的缘故还泛着红潮，他们穿过病房，朝麦金太尔的病床走来。
“嗨，麦克，听着，”琼斯开口说“小不点和我有个主意。”他咯咯笑着，接着说“你跟他说，小不点。”
可问题是，麦金太尔一直忙着写封重要的信。他四十一岁，身体虚弱，满脸的皱纹刻出一脸调侃揶揄的表情。可是他俩把他那不耐烦的怪相当做了笑容，小不点开始诚心诚意地解释起来。
“听着，麦克，今晚大约十二点左右，我打算脱光光，明白吗？”他说话很困难，因为门牙掉光了；在肺出问题后不久牙齿就有了毛病，而医院为他定做的新牙托迟迟没到。“除了打算系着这条毛巾外，我会全裸，明白吗？这像不像尿布？听着，我打算把这个斜挂在胸前。”他打开一卷四英寸宽的绷带，有一码长，他或琼斯在那上面用记号笔写下印刷体数字“1951”“明白了吗？”他说。“一个大胖宝宝？没有牙齿？再听着，麦克，你扮旧的一年，行吗？你可以把这个戴上，还有这个。你是最佳人选。”第二条绷带上写着“1950”另外一样东西是白棉花做的假胡子，是他们从娱乐室红十字会的储物箱中翻出来的——显然是从以往圣诞老人的衣服上扒下来的。
“不，谢谢，”麦金太尔说。“找别人去吧，好吗？”
“啊，天啊，你得干，麦克，”小不点说。“听着，我们把大楼里的每个人都了一遍，你是唯一的人选——难道你不明白？你瘦，你秃顶，还有些白发。最妙的是你很像我，你也牙齿。”接着，为了表示无意冒犯，他加上一句.“嗯，我是说，至少你可以它们取出来，是不是？你可以把它们取出来几分钟，然后把它们装回去——对吧？”
“听着，科瓦克斯，”麦金太尔说，合了一下眼“我已经说过不了。现在请你们俩离开这里好吗？”
小不点脸色慢慢变了，一脸愠怒，两颊气得发红，仿佛给人掴了一掌。“好吧，”他克制着说，从麦金太尔的床上一把抓起胡子和绷带。“好吧，见鬼去吧。”他转身，大步走回病房自己这头。琼斯一路小跑跟在他身后，尴尬地笑着，松垮垮的拖鞋在地上踢踏踢踏直响。
麦金太尔摇摇头。“你怎么会喜欢这一对白痴混蛋呢？”他对隔壁床上的男人说，这是个瘦削、病情严重的黑人，名叫弗农斯隆。“你全听到了吗，弗农？”
“我了个大概，”斯隆说，接着说起别的事，但一说话咳得厉害，他伸出褐色的长手去够痰盂，麦金太尔则继续写他的信。
回到自己病床边，小不点把胡子和绷带抛到他的储物柜里，把柜门砰的一声摔上。琼斯赶上来站在他身边，求他。“听着，小不点，我们再找别人，就得了。我们找舒尔曼，或者——”
“啊，舒尔曼太肥了。”
“好吧，要不就约翰逊，再不就——”
“听着，别再提了，行吗，琼斯？”小不点终于爆发了。“见他妈的鬼。我不再管了。想找点什么乐子让这帮家伙在新年时笑一笑，可你得到的就是这种回报。”琼斯坐在小不点床边的椅子上。“好了，”他停了片刻“这还是个好点子，是不是？”
“啊！”小不点厌恶地一挥手。“你以为这些畜生们会感激？你以为这栋楼里会有一个狗娘养的杂种感激它？全见他妈的鬼去吧。”
再争论也没用；这天余下的时间里小不点会一直闷闷不乐了。当他的感情受到伤害时，总是如此。而他的感情也经常遭受伤害，因为他独特的嬉戏往往闹得其他人心烦。比如拿嘎嘎叫的橡皮鸭这事来说。橡皮鸭是他圣诞节前不久在医院小卖部买的，打算作圣诞礼物送给他某个侄子。问题是最后他决定给那孩子再买个别的礼物，这个鸭子留他自己；因为橡皮鸭嘎嘎叫能让他一连笑上好几个小时。晚上熄灯后，他会爬上其他病友的床，让鸭子对着他们的脸嘎嘎直叫，没多久几乎所有人都叫他住手，闭嘴。后来有人——实际上是麦金太尔——从小不点床上偷走了鸭子，藏起来，而小不点为此郁闷了三天。“你们这帮家伙自以为很聪明，”他冲着整个病房发着牢骚。“举动却像群孩子。”
后来还是琼斯找到鸭子，还给了他；琼斯可能是唯一觉得小不点做的事情好玩的人。这时他站起来要走，脸上稍有喜色。“不管怎么样，我搞到了瓶酒，小不点，”他说。“你我今晚可以爽一把。”琼斯并非贪杯之人，可新年除夕夜毕竟是个特别的日子，偷带酒进来也非易事：早在几天前，他已经安排妥当，弄了一品脱黑麦威士忌进来，他哈哈大笑着它藏在储物柜里几什小用的病服下面。
“不要告诉任何人你有酒，”小不点说。“我再也不会每天为他们这帮畜生报时了。”他猛地叼了根香烟在嘴里，粗暴地划着火柴。接着，他从衣帽钩上取下新的圣诞礼服——小心翼翼地穿上，捺着性子，理好垫肩，系好腰带。这是件华丽的礼服，紫红色绸缎，红色翻领衬着，一穿上它，蒂尼的脸和举止顿时罩上奇怪的尊严。这表情和这件礼服一样新，或一样有季节性：时光得倒回到这周前，他穿戴整齐回家过圣诞假期。
许多人穿上他们平时的衣服后，不是这就是那多少有了些新变化。麦金太尔穿上他那件几乎没穿过的蓝色哔叽的小会计后，一下子变得惊人地谦逊，不像爱挖苦讽刺或搞恶作剧的人；而琼斯，穿上他的旧海军风雨装后，变得很凶悍，让人吃惊。年轻的克瑞布，大家都叫他年轻人，穿上他的双排扣西装后，仪表堂堂，老成持重；还有特拉弗斯，许多人都忘了他是耶鲁毕业的，可一穿上j.普莱诗注法兰绒外套，还有那带扣的衣领，马上奇怪地显得女气。当几个黑人穿上他们的窄脚裤，宽松外套，再戴上巨大的温莎领结，他们突然又成了黑人，而不是普通人了。他们甚至不再好意思用过去熟悉的口吻和白人交谈。可是所有人中变化最大的也许要属小不点。衣服本身并不令人奇怪——他家在皇后区经营着一间豪华餐馆，他恰当地穿上一件墨黑的长大衣，系上丝质围巾——可是它们给他带来不同寻常的尊严。傻笑不见了，笑声消失了，笨拙的举止也被压制住了。翻檐帽下的眼睛镇静而威严，完全不是小不点的眼神。甚至牙掉光了也没破坏这效果，因为除了含糊几句简单的圣诞祝愿外，他双唇紧闭，一言不发。其他病人抬起头，略带羞涩，景仰地望着这个焕然一新的人，这引人注目的陌生人，看着他大步走出这幢大楼，坚硬的鞋跟踏在大理石地板上嘎吱直响——稍后，当他在牙买加区的行人道上转身朝家走去时，人群本能地闪到一旁，给他让路。
小不点知道他在扮演这个迷人角色，可待他回到家，他不再想它了；在家人中间，生活才是真实的。那里没人叫他小不点——他是哈罗德，温和的儿子，对许多圆眼睛孩子们来说，他是一名安静的英雄，一位尊贵的稀客。盛宴临近尾声时，一个小女孩被隆重地领到他座位前，她害羞地站在那里，不敢看他的眼睛，手紧紧地揪着礼服裙边。她母亲催她说：“你想告诉哈罗德叔叔你每晚祈祷时说的话吗，艾琳？”
“是的，”小姑娘说。“我告诉耶稣请保佑哈罗德叔叔，让他早点康复。”
哈罗德叔叔笑了，握着她的双手“真是太好了，艾琳，”他哑着嗓子说。“可是你知道，你不该说告诉他。你该求他。”
她第一次看着他的脸。“我就是那意思，”她说。“我求他。”
哈罗德叔叔把她揽进怀中，大脸埋在她的肩头，为了不让她看到自己双眼含着泪花。“真是个好姑娘，”他轻卢说。这种场面七号楼里没人会相信。
直到休假结束，他才在家人恋恋不舍的祝福声中大步走开，耸耸大衣下的肩膀，把帽子弄方正时，他还是哈罗德。去产e车总站的一路上，他是哈罗德，同医院的一路上，他是哈罗德。当他踏着重重的步子走同c病房时，其他人还是奇怪地看着他，有点害羞地跟他打招呼。他到床边，把几个包裹放下（其中一个就装着这件新礼服），然后径直朝公共厕所走去，换衣服。快结束了，因为，当他穿着旧得褪色的病服从厕所里出来，趿拉着拖鞋，仅在他柔和的脸上还残留着一丝显要之色，一两小时后，他躺在床上，听着收音机时，连这也消失了。晚上再迟些时候，当大部分返回的病人都安顿下来后，他从床上坐起来，用以前那种傻t乎的神情四下里张望。他耐心等着大家全安静下来，把橡皮鸭高高地抛到空中，和着“剃须剪发，二毛五”注的节奏，让它嘎嘎地叫了七次。大家抱怨着、咒骂着。小不点回来了，准备好迎接新的一年。
现在，还不到一周，只要他想，他还可以重新找回他的尊严，套上礼服，摆出一副架势，拼命想想他的家就行了。当然，这只是个时间问题，慢慢地大家会习以为常，而礼服也会给揉得皱巴巴，之后一切就真的结束了，可在那会儿却还很有魔力。
走道那边，麦金太尔坐在那里沮丧地苦思着未写完的信。“弗农，我不知道，”他对斯隆说。“上个星期你只能待在这个垃圾堆里过圣诞节，我很抱歉，可是你知道吗？你很幸运。我希望他们也没让我回家就好了。”“是吗？”斯隆说。“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
“啊，我不知道，”麦金太尔说，同时用舒洁面巾纸擦着自水笔。“我不。只是我讨厌还得回来，我想。”可这只是部分原因；另一部分原因，像他这周一直在写的那封信一样，是他自己的事。
麦金太尔的妻子这一两年长胖了，人也迷糊了不少。她每隔一周来看他一次，每个看他的周日下午，脑子里除了刚看过的电影或电视节目外似乎再无其他，她很少跟他提起两个孩子，他们也几乎从没来过。“不管怎么样，你圣诞节就会见到他们的，”她会说。“我们会很开心。不过，听着，爸爸，你确定长途汽车旅行不会让你太累吗？”
“当然不会，”他说，说了好几次。“我去年没什么吧，是不是？”
然而，当他提着从医院小卖部买的几个包裹，终于下得车来时，已累得气喘吁吁，他还得在满是积雪的布鲁克林街道上慢慢走回家。
女儿，珍，十八岁了。他回家时，她不在家。
“哦，是这样，”他妻子解释道“我以为我跟你说过今晚她可能会出去。”
“没有，”他说。“你没告诉过我。她去哪里了？”
“哦，不过是出去看电影，跟她的女伴布兰达。我想你不会介意，爸爸。实际上，我让她去的。有时候，她晚上也需要放松一下。你知道，她有点累了。她有点紧张什么的。“
“她紧张什么？”“呃，你知道。首先，她现在的这份工作非常累人。我是说她喜欢这工作，可是她还不习惯一天八小时满满的工作，你知道我什么意思吗？她会适应的。来吧，喝杯咖啡，然后我们把这棵树架起来。我们会很开心的。”
去洗手时，他经过她的房问，女儿不在，房问里一股干净的化妆品味道，还有破旧的泰迪熊和镶着镜框的歌手照片。他说：“回家真是开心。”
儿子约瑟夫，去年圣诞节还是个拿着模型飞机四处晃荡的孩子；可今年，他的头发留了四英寸长，每天在头发上花去很多时间，用梳子把头发全梳上去，梳成油光光的大背头。他还成了大烟鬼，熏得黄黄的拇指和食指捏着香烟，燃着的烟头藏在掌心里。说话时嘴唇几乎不动，唯一的笑就是鼻子里简短的一声哼。在装饰圣诞树时，他就这样喷了一下鼻子。当时麦金太尔在说，听到有小道消息说退役军人事务部可能很快会提高伤残抚恤金。也许哼一声并不意味着什么，但是对麦金太尔而言，它仿佛在说：“你开玩笑吧，爸？我们知道钱从哪里来的。”它似乎是一个准确无误、自以为是的注脚，说明是麦金太尔的妻弟，而不是他的抚恤金支撑着这个家。他决心晚上上床后跟妻子说说这件事，可待到上床后，他只说：“难道他不能把头发再剪短点吗？”
“现在孩子们全留那种头，”她说。“为什么你总看不惯他？”
早上，珍在那里，穿着宽松的蓝色长睡衣，迟钝凌乱。“嗨，亲爱的，”她，吻了他一下，一股睡意和劣质香水味。她安静地拆着她的礼物，她靠在铺着软垫的高椅上好长时间，一条腿搭在高椅扶手上，脚晃荡着，手指捏着下巴上一颗痘。
麦金太尔无法把眼睛从她身上移开。并不仅因为她是个女人——那种内向、有着躲躲闪闪笑容的女人，整个青春期，他都在极度羞涩之中不可抑制地渴望着这种女人——珍身上还有比那更令人不安的东西。
“你在看什么，爸爸？”她说，笑了笑，马上又蹙起了眉。“你一直在盯着我看。”
他觉得自己脸红了。... -->>
七号楼，结核科大楼，战后与莫洛伊退役军人医院的其他科室隔开已有五年之久了。它离六号楼，截瘫科大楼，不过五十码——它们面向同一根旗杆，同处于当风的长岛平原之上——可自从1948年夏天以，它们之间再没了邻里间的往来，那年夏天，截瘫病人们递交请愿书，要求肺结核病人待在他们自己的草坪上。当时让结核病人们怨恨不已（“那些截瘫畜牲们以为他们拥有他妈的这地方”），可这早就无关紧要了；甚至连七号楼里的人没有戴消毒纸口罩便不得去医院小卖部也无所谓。
谁在乎？毕竟，七号楼与众不同。这些年来，它的三个黄色病房里的一百多病号，几乎全从这地方出逃过一两次，而且一旦他们的x光片变干净，或能经各种手术康复，他们全都希望能再次逃离，永远不要回来；同时，他们也没有把这里当成家或把这里的生活当成一种生活，准确地说，只是把这里当作水恒的监狱，隔段时间可以去“外面”一趟。他们像犯人一般，把医院以外的世界叫做“外面”还有：由于他们的病并非作战负伤所致，他们从来没把自己当成“退伍军人”（也许圣诞节时除外，那时每人能收到汕印的总统问候信，连同美国纽约日报注赠送的一张五美元钞票），因此也没觉得自己和伤残军人有什么真正联系。
七号楼是个独立的世界。每天它都在自己的美德与恶习之间进行着选择，是待在床上，还足午夜时掷骰子赌博、开小差、通过两个公共厕所的消防门偷带啤酒和威士忌进来。这里上演着他们自己的喜剧——比如，某晚斯奈德用一把水枪把值班护士追进了透视间，或者一品脱波旁酒从老福雷的浴袍里滑落，正砸碎在瑞斯尼克医生的脚下；这里偶尔也上演自己的悲剧——杰克弗克斯坐在床上说：“看在老天面上，打开窗户，”说完大声咳嗽，引发反常的大出血，十分钟内要了他的命，还有些时候，一年中有那么两三次，某人坐着轮椅给推去动手术，他笑着，冲那些朝他喊“保重”、“祝你好运，伙计！”的人挥手，却再也没回来。可是大多数时候，无聊吞噬了这个世界，这里的人们或坐或躺在舒洁面巾纸和痰盂之间，淹没于整日开着的收音机噪声里。新年除夕的那个下午c病房里就是这样，只不过收音机的声音给小不点科瓦克斯的笑声盖住了。
小不点科瓦克斯三十岁，身高六英尺半，大块头，像头熊。那天下午他正和朋友琼斯在一边说体已话。琼斯小个头，骨瘦如柴，坐在小不点身边很是滑稽。他们悄声细语，还大笑——琼斯的笑声是神经质的咯咯声，边笑边不断伸手到病服里去挠肚皮，小不点则声如洪钟地狂笑。过了一会，他俩站起来，脸上因笑的缘故还泛着红潮，他们穿过病房，朝麦金太尔的病床走来。
“嗨，麦克，听着，”琼斯开口说“小不点和我有个主意。”他咯咯笑着，接着说“你跟他说，小不点。”
可问题是，麦金太尔一直忙着写封重要的信。他四十一岁，身体虚弱，满脸的皱纹刻出一脸调侃揶揄的表情。可是他俩把他那不耐烦的怪相当做了笑容，小不点开始诚心诚意地解释起来。
“听着，麦克，今晚大约十二点左右，我打算脱光光，明白吗？”他说话很困难，因为门牙掉光了；在肺出问题后不久牙齿就有了毛病，而医院为他定做的新牙托迟迟没到。“除了打算系着这条毛巾外，我会全裸，明白吗？这像不像尿布？听着，我打算把这个斜挂在胸前。”他打开一卷四英寸宽的绷带，有一码长，他或琼斯在那上面用记号笔写下印刷体数字“1951”“明白了吗？”他说。“一个大胖宝宝？没有牙齿？再听着，麦克，你扮旧的一年，行吗？你可以把这个戴上，还有这个。你是最佳人选。”第二条绷带上写着“1950”另外一样东西是白棉花做的假胡子，是他们从娱乐室红十字会的储物箱中翻出来的——显然是从以往圣诞老人的衣服上扒下来的。
“不，谢谢，”麦金太尔说。“找别人去吧，好吗？”
“啊，天啊，你得干，麦克，”小不点说。“听着，我们把大楼里的每个人都了一遍，你是唯一的人选——难道你不明白？你瘦，你秃顶，还有些白发。最妙的是你很像我，你也牙齿。”接着，为了表示无意冒犯，他加上一句.“嗯，我是说，至少你可以它们取出来，是不是？你可以把它们取出来几分钟，然后把它们装回去——对吧？”
“听着，科瓦克斯，”麦金太尔说，合了一下眼“我已经说过不了。现在请你们俩离开这里好吗？”
小不点脸色慢慢变了，一脸愠怒，两颊气得发红，仿佛给人掴了一掌。“好吧，”他克制着说，从麦金太尔的床上一把抓起胡子和绷带。“好吧，见鬼去吧。”他转身，大步走回病房自己这头。琼斯一路小跑跟在他身后，尴尬地笑着，松垮垮的拖鞋在地上踢踏踢踏直响。
麦金太尔摇摇头。“你怎么会喜欢这一对白痴混蛋呢？”他对隔壁床上的男人说，这是个瘦削、病情严重的黑人，名叫弗农斯隆。“你全听到了吗，弗农？”
“我了个大概，”斯隆说，接着说起别的事，但一说话咳得厉害，他伸出褐色的长手去够痰盂，麦金太尔则继续写他的信。
回到自己病床边，小不点把胡子和绷带抛到他的储物柜里，把柜门砰的一声摔上。琼斯赶上来站在他身边，求他。“听着，小不点，我们再找别人，就得了。我们找舒尔曼，或者——”
“啊，舒尔曼太肥了。”
“好吧，要不就约翰逊，再不就——”
“听着，别再提了，行吗，琼斯？”小不点终于爆发了。“见他妈的鬼。我不再管了。想找点什么乐子让这帮家伙在新年时笑一笑，可你得到的就是这种回报。”琼斯坐在小不点床边的椅子上。“好了，”他停了片刻“这还是个好点子，是不是？”
“啊！”小不点厌恶地一挥手。“你以为这些畜生们会感激？你以为这栋楼里会有一个狗娘养的杂种感激它？全见他妈的鬼去吧。”
再争论也没用；这天余下的时间里小不点会一直闷闷不乐了。当他的感情受到伤害时，总是如此。而他的感情也经常遭受伤害，因为他独特的嬉戏往往闹得其他人心烦。比如拿嘎嘎叫的橡皮鸭这事来说。橡皮鸭是他圣诞节前不久在医院小卖部买的，打算作圣诞礼物送给他某个侄子。问题是最后他决定给那孩子再买个别的礼物，这个鸭子留他自己；因为橡皮鸭嘎嘎叫能让他一连笑上好几个小时。晚上熄灯后，他会爬上其他病友的床，让鸭子对着他们的脸嘎嘎直叫，没多久几乎所有人都叫他住手，闭嘴。后来有人——实际上是麦金太尔——从小不点床上偷走了鸭子，藏起来，而小不点为此郁闷了三天。“你们这帮家伙自以为很聪明，”他冲着整个病房发着牢骚。“举动却像群孩子。”
后来还是琼斯找到鸭子，还给了他；琼斯可能是唯一觉得小不点做的事情好玩的人。这时他站起来要走，脸上稍有喜色。“不管怎么样，我搞到了瓶酒，小不点，”他说。“你我今晚可以爽一把。”琼斯并非贪杯之人，可新年除夕夜毕竟是个特别的日子，偷带酒进来也非易事：早在几天前，他已经安排妥当，弄了一品脱黑麦威士忌进来，他哈哈大笑着它藏在储物柜里几什小用的病服下面。
“不要告诉任何人你有酒，”小不点说。“我再也不会每天为他们这帮畜生报时了。”他猛地叼了根香烟在嘴里，粗暴地划着火柴。接着，他从衣帽钩上取下新的圣诞礼服——小心翼翼地穿上，捺着性子，理好垫肩，系好腰带。这是件华丽的礼服，紫红色绸缎，红色翻领衬着，一穿上它，蒂尼的脸和举止顿时罩上奇怪的尊严。这表情和这件礼服一样新，或一样有季节性：时光得倒回到这周前，他穿戴整齐回家过圣诞假期。
许多人穿上他们平时的衣服后，不是这就是那多少有了些新变化。麦金太尔穿上他那件几乎没穿过的蓝色哔叽的小会计后，一下子变得惊人地谦逊，不像爱挖苦讽刺或搞恶作剧的人；而琼斯，穿上他的旧海军风雨装后，变得很凶悍，让人吃惊。年轻的克瑞布，大家都叫他年轻人，穿上他的双排扣西装后，仪表堂堂，老成持重；还有特拉弗斯，许多人都忘了他是耶鲁毕业的，可一穿上j.普莱诗注法兰绒外套，还有那带扣的衣领，马上奇怪地显得女气。当几个黑人穿上他们的窄脚裤，宽松外套，再戴上巨大的温莎领结，他们突然又成了黑人，而不是普通人了。他们甚至不再好意思用过去熟悉的口吻和白人交谈。可是所有人中变化最大的也许要属小不点。衣服本身并不令人奇怪——他家在皇后区经营着一间豪华餐馆，他恰当地穿上一件墨黑的长大衣，系上丝质围巾——可是它们给他带来不同寻常的尊严。傻笑不见了，笑声消失了，笨拙的举止也被压制住了。翻檐帽下的眼睛镇静而威严，完全不是小不点的眼神。甚至牙掉光了也没破坏这效果，因为除了含糊几句简单的圣诞祝愿外，他双唇紧闭，一言不发。其他病人抬起头，略带羞涩，景仰地望着这个焕然一新的人，这引人注目的陌生人，看着他大步走出这幢大楼，坚硬的鞋跟踏在大理石地板上嘎吱直响——稍后，当他在牙买加区的行人道上转身朝家走去时，人群本能地闪到一旁，给他让路。
小不点知道他在扮演这个迷人角色，可待他回到家，他不再想它了；在家人中间，生活才是真实的。那里没人叫他小不点——他是哈罗德，温和的儿子，对许多圆眼睛孩子们来说，他是一名安静的英雄，一位尊贵的稀客。盛宴临近尾声时，一个小女孩被隆重地领到他座位前，她害羞地站在那里，不敢看他的眼睛，手紧紧地揪着礼服裙边。她母亲催她说：“你想告诉哈罗德叔叔你每晚祈祷时说的话吗，艾琳？”
“是的，”小姑娘说。“我告诉耶稣请保佑哈罗德叔叔，让他早点康复。”
哈罗德叔叔笑了，握着她的双手“真是太好了，艾琳，”他哑着嗓子说。“可是你知道，你不该说告诉他。你该求他。”
她第一次看着他的脸。“我就是那意思，”她说。“我求他。”
哈罗德叔叔把她揽进怀中，大脸埋在她的肩头，为了不让她看到自己双眼含着泪花。“真是个好姑娘，”他轻卢说。这种场面七号楼里没人会相信。
直到休假结束，他才在家人恋恋不舍的祝福声中大步走开，耸耸大衣下的肩膀，把帽子弄方正时，他还是哈罗德。去产e车总站的一路上，他是哈罗德，同医院的一路上，他是哈罗德。当他踏着重重的步子走同c病房时，其他人还是奇怪地看着他，有点害羞地跟他打招呼。他到床边，把几个包裹放下（其中一个就装着这件新礼服），然后径直朝公共厕所走去，换衣服。快结束了，因为，当他穿着旧得褪色的病服从厕所里出来，趿拉着拖鞋，仅在他柔和的脸上还残留着一丝显要之色，一两小时后，他躺在床上，听着收音机时，连这也消失了。晚上再迟些时候，当大部分返回的病人都安顿下来后，他从床上坐起来，用以前那种傻t乎的神情四下里张望。他耐心等着大家全安静下来，把橡皮鸭高高地抛到空中，和着“剃须剪发，二毛五”注的节奏，让它嘎嘎地叫了七次。大家抱怨着、咒骂着。小不点回来了，准备好迎接新的一年。
现在，还不到一周，只要他想，他还可以重新找回他的尊严，套上礼服，摆出一副架势，拼命想想他的家就行了。当然，这只是个时间问题，慢慢地大家会习以为常，而礼服也会给揉得皱巴巴，之后一切就真的结束了，可在那会儿却还很有魔力。
走道那边，麦金太尔坐在那里沮丧地苦思着未写完的信。“弗农，我不知道，”他对斯隆说。“上个星期你只能待在这个垃圾堆里过圣诞节，我很抱歉，可是你知道吗？你很幸运。我希望他们也没让我回家就好了。”“是吗？”斯隆说。“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
“啊，我不知道，”麦金太尔说，同时用舒洁面巾纸擦着自水笔。“我不。只是我讨厌还得回来，我想。”可这只是部分原因；另一部分原因，像他这周一直在写的那封信一样，是他自己的事。
麦金太尔的妻子这一两年长胖了，人也迷糊了不少。她每隔一周来看他一次，每个看他的周日下午，脑子里除了刚看过的电影或电视节目外似乎再无其他，她很少跟他提起两个孩子，他们也几乎从没来过。“不管怎么样，你圣诞节就会见到他们的，”她会说。“我们会很开心。不过，听着，爸爸，你确定长途汽车旅行不会让你太累吗？”
“当然不会，”他说，说了好几次。“我去年没什么吧，是不是？”
然而，当他提着从医院小卖部买的几个包裹，终于下得车来时，已累得气喘吁吁，他还得在满是积雪的布鲁克林街道上慢慢走回家。
女儿，珍，十八岁了。他回家时，她不在家。
“哦，是这样，”他妻子解释道“我以为我跟你说过今晚她可能会出去。”
“没有，”他说。“你没告诉过我。她去哪里了？”
“哦，不过是出去看电影，跟她的女伴布兰达。我想你不会介意，爸爸。实际上，我让她去的。有时候，她晚上也需要放松一下。你知道，她有点累了。她有点紧张什么的。“
“她紧张什么？”“呃，你知道。首先，她现在的这份工作非常累人。我是说她喜欢这工作，可是她还不习惯一天八小时满满的工作，你知道我什么意思吗？她会适应的。来吧，喝杯咖啡，然后我们把这棵树架起来。我们会很开心的。”
去洗手时，他经过她的房问，女儿不在，房问里一股干净的化妆品味道，还有破旧的泰迪熊和镶着镜框的歌手照片。他说：“回家真是开心。”
儿子约瑟夫，去年圣诞节还是个拿着模型飞机四处晃荡的孩子；可今年，他的头发留了四英寸长，每天在头发上花去很多时间，用梳子把头发全梳上去，梳成油光光的大背头。他还成了大烟鬼，熏得黄黄的拇指和食指捏着香烟，燃着的烟头藏在掌心里。说话时嘴唇几乎不动，唯一的笑就是鼻子里简短的一声哼。在装饰圣诞树时，他就这样喷了一下鼻子。当时麦金太尔在说，听到有小道消息说退役军人事务部可能很快会提高伤残抚恤金。也许哼一声并不意味着什么，但是对麦金太尔而言，它仿佛在说：“你开玩笑吧，爸？我们知道钱从哪里来的。”它似乎是一个准确无误、自以为是的注脚，说明是麦金太尔的妻弟，而不是他的抚恤金支撑着这个家。他决心晚上上床后跟妻子说说这件事，可待到上床后，他只说：“难道他不能把头发再剪短点吗？”
“现在孩子们全留那种头，”她说。“为什么你总看不惯他？”
早上，珍在那里，穿着宽松的蓝色长睡衣，迟钝凌乱。“嗨，亲爱的，”她，吻了他一下，一股睡意和劣质香水味。她安静地拆着她的礼物，她靠在铺着软垫的高椅上好长时间，一条腿搭在高椅扶手上，脚晃荡着，手指捏着下巴上一颗痘。
麦金太尔无法把眼睛从她身上移开。并不仅因为她是个女人——那种内向、有着躲躲闪闪笑容的女人，整个青春期，他都在极度羞涩之中不可抑制地渴望着这种女人——珍身上还有比那更令人不安的东西。
“你在看什么，爸爸？”她说，笑了笑，马上又蹙起了眉。“你一直在盯着我看。”
他觉得自己脸红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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